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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尔·施米特(Carl Schmitt,1888年7月11日-1985年4月7日)是德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学家。他的政治思想对20世纪政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施米特出生于德国的一个天主教家庭,故乡是德国西部绍尔(Sauer)州的普莱腾堡(Plettenberg)。他曾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任公法学教授。施米特历经德意志帝国、魏玛共和国、第三帝国和二战后民主德国四“朝”,1985年以97高龄去世,把20世纪主要的政治事件都经历了一番,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1989年柏林墙拆除。

施米特不是一个书斋学者,他关心德国的命运,并一度在政治上十分活跃。了解背景知识的人会提到他与纳粹的牵连。不过,需要注意的是,施米特对纳粹的态度有一个明确的转变:1933年前是强烈反对,那时他鄙视希特勒,极力为魏玛宪法辩护,援引魏玛宪法第48条,主张总统(当时总统为兴登堡)实行紧急状态的决断权,以防止反对魏玛共和国的纳粹政党攫取政权。兴登堡总统起先采纳施米特的意见,决定采取强硬立场,但在最后时刻却又犹豫起来,最终采取了与希特勒妥协的策略,所以就有了1933年纳粹的当权。颇为有趣的是,纳粹当权后,施米特立即站到了纳粹一边,并在是年5月1日加入纳粹党。7月,他被召进普鲁士议会,并在纳粹所控制的法学家协会中占据最高职位,成为纳粹政权的高级法律顾问。期间,他写了不少鼓吹种族主义、反犹主义的小册子,并呼吁建立“一种未曾被犹太人污染的德国法学”。但1936年,由于他在战前的反纳粹立场,他被党卫军指控为“投机分子”而失去了职务,于是他退出政坛,但他支持纳粹的立场不变,直到二战结束。

二战结束后,施米特被苏军俘获,后交由美军处理,他被关押了一年半后,被送到纽伦堡进行审判。施米特对曾审问他的苏联人说:“我沾染了纳粹的病菌,但并没有被感染。”施米特对美国人说,他觉得自己远高于希特勒,是个知识分子中的冒险家,他的行为和理论是希望影响国家社会主义。提到大屠杀,他说:不要忘记,基督教也搞过大屠杀。对这样一个卓越的公法学家进行审判是何其艰难,最后他被无罪释放。于是,年近六旬的施米特回到故乡普莱腾堡,没有再担当任何大学教职。他称他的故乡是“圣卡齐亚诺(San Casciano)”,显然是自比隐退后的马基雅维里(马基雅维里是近代政治学的先驱性人物,他在被免去国务委员职位并遭受迫害后,曾隐居于圣卡齐诺亚写作)。但施米特并不是真正的隐士,而是热中于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崇拜者,许多人以朝圣的心态去拜访施米特。

施米特从1916年开始发表作品(评多伯勒的长篇叙事诗《北极光》),著作等身(书和独立作品58项,论文近二百篇,去世后留下大量遗稿,有500档案箱的笔记,有17000封往来书信,迄今尚有许多还没有整理出版)。不过,施米特最为重要的作品都是在二战结束前完成的;二战后施米特仍然写作,但主要是为自己作某种政治上的辩护,而且所阐发的议题,大多是旧话重提。

施米特的著作例如:《政治浪漫派》、《政治的概念》、《政治的神学》、《罗马天主教及其政治形式》、《游击队理论》、《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》、《宪法学说》、《宪法的守护者》、《价值的》《陆地与海洋》、《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》等等,其中许多已被译成十几国文字,在刘小枫等学者的努力,这些著作也大多出了中文译本。

施米特因其与纳粹的一度合作,备受指责,不过,他在《语汇》(1947—1951)中为自己辩护说:“我此生所为,无非是发出经审慎思考和周密设想的无私而善意的警告,可是,被警告的人总以为受到烦人的干扰,到头来要将我置于死地。”关于施米特的研究,西方很早就有,主要是在欧洲,英美关注施米特要晚得多。在中文世界里,台湾在80年代甚至更早,就有对卡尔·施米特的专门研究,大陆则是最近几年较多地开始关注施米特。

施米特的政治哲学思想以贯通政治学、法学与神学而闻名,其法学与神学修养较为高深。其秉承一个重要的研究线索:近代以降所有重要的政治概念均是神学概念,而其主要的切入点包括“主权”与“决断”(《政治的神学》)、“代表”(《罗马天主教及其政治形式》)、“正当性”、“合法性”与“最高理由”(《合法性与正当性》)等。主张严肃的、由主权者进行的道德决断,反对广义的机缘论以及将政治形式等同于美学形式的混淆,反对搁置必需决断的无限协商幻想,竭力从纯粹自由民主化的政治思想中抽身,寻找背后的绝对善恶、决断与行动能力,并为现代政治体制寻找更丰富的“理由”基础。但其解决现代政治问题的框架仍然处于现代性进路之内。

施米特的学说可以概括为“政治法学”,其中提出和发展了不少重要思想,例如“制度性保障”、“实质理由的立法者”、“绝对意义上的宪法”等,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政治哲学和法学界。

已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中文译著包括《政治的概念》、《论断与概念》、《宪法学说》、《政治的浪漫派》等,另有一些著作收入一些文集中,如《施米特与政治法学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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